黄克诚抓党风不怕撕破脸皮(图)

发布日期:2021-09-17 22:02   来源:未知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陈云为,黄克诚为常务书记。中纪委成立之初,黄克诚请示陈云:委员会主要抓什么?陈云明确回答:“抓党风。”

  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干,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花去400元。有人举报,黄克诚知道了,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

  杨勇、张震和黄克诚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深厚的战斗情谊。他们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认为是小题大做,心生不快,黄克诚即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马报现场开奖结果2020!”杨勇放下电话,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1980年10月,商业部部长等人到丰泽园饭庄请客吃饭,搞特殊化,少付钱。丰泽园有一位年轻厨师给中纪委写信,揭发这件事。中纪委立即派人调查,情况属实。根据黄克诚的指示,遂向全党发出通报,批评了这种不正之风,《人民日报》还发了报道。此事在高级干部中引起震动。

  1979年,“渤海二号”钻探船由于工作人员违章操作,造成钻探船翻沉、72人死亡的特大事故。事件发生后,石油部很长时间未向上级报告,事发8个月后,死者家属们写信向中纪委告状。黄克诚知道后说:这事要管,这是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问题,党委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拖着不报?一定要查。

  中纪委查明情况后,立即给予了通报批评,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解除职务。分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对这起事件负有领导责任,要不要给处分,政治局几次开会研究,最终,给予康世恩记大过处分(康去世前,提出撤销对他处分的要求,纪委批准了他的要求)。(据《中国剪报》)

  在1973年爆发的“赎罪日战争”中,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为了支援以色列,下令美国空军“把所有能飞的玩意都飞往以色列”,也因为美国的支援行动,严重激怒了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联合对美国实行彻底的石油禁运,造成美国油价暴涨,导致1973年石油危机。此后阿拉伯国家了解到他们无法在军事上击败以色列。尽管以色列在军事上明显占优势,但是每当沙特寻求购买西方武器的时候,以色列就会“毫不例外地大吵大嚷”加以阻挠。沙特国王感觉到他们的安全和自尊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开始计划寻求其他的武器购买渠道。

  面对以色列和伊朗的双重威胁,沙特法赫德国王意识到他们需要一种“能够提高我们武装部队和人民的士气的武器”,一种“对我们进行攻击之前必须掂量掂量的武器”。1985年,沙特驻美国大使班达尔亲王首先行动起来,试探性地向美方提出购买“长矛”弹道导弹的请求,结果,这种射程只有120公里的战术地地导弹购买请求被美国拒绝了。当班达尔垂头丧气地把这个消息汇报回国内后,沙特人开始苦闷起来:到哪里去找一个能迅速提供这种武器,而又不会提出限制性条约的国家呢?沙特防空军司令苏尔坦亲王向国王推荐了当时尚未和沙特建交的中国。

  1986年,沙特驻美国大使班达尔亲王和他戴着面纱的妻子秘密来到了中国,向中国透露了他们的意图:你们愿意把“东风”导弹卖给我们吗?中国方面对此的回复是“原则上同意做这个合同”。

  初步接触之后,中国派遣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将来到沙特阿拉伯详细讨论这个项目,1986年12月,中沙双方代表开始在沙特南部某个空军基地展开秘密谈判,这次谈判中,双方草拟出了一份秘密代号为“隼”的项目提纲。

  1987年,沙特防空军司令苏尔坦亲王取道马来西亚来到中国,开始洽谈购买中国“东风-3”弹道导弹的事情。为了掩人耳目,苏尔坦亲王放出口风:为了劝阻中国不向当时正在同伊拉克进行旷日持久战争的伊朗出售武器,我亲自去中国购买轻武器,以武装保卫油田设施的沙特武装部队。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个简单的理由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和怀疑。

  紧接着,苏尔坦亲王又开始了第二次中国之行,因为谈判出现的一些问题,双方决定先在香港进行有关洽谈。为了防止向沙特方面的汇报被监听,苏尔坦亲王走出他下榻休息的香港饭店后,随意走进一家偶然路过的饭店,开个房间,在公开线路上用密语向沙特阿拉伯打电话,然后立刻退房。

  在经过几轮谈判之后,中国了解到了沙方的采购诚意,便安排沙特官员前去参观二炮的“东风-3”导弹基地,让他们参观了导弹从推出洞库到进入发射程序的全过程。

  基于双方的努力,“东风-3”导弹的购买谈判以令人欣慰的速度完成了,在1987年下半年,跑狗玄机图高手解,沙特决定以现金支付的方式,订购了一定数量的“东风-3”导弹,同时中国承担为沙特部署这批导弹规划基建和培训相关人员。这笔交易是中国迄今为止金额最大的单项军火输出,总金额达35亿美元之巨,可能现在人们对35亿美元的金额不屑一顾,但在1986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才20.72亿美元!

  导弹的协议签署后,沙特在中国的技术支持下开始设计导弹的贮藏和发射基地,第一个基地选址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西南将近560公里处的苏莱伊勒,另外一个基地是欧莱伊。为了尽快熟悉购买的这些沙特人之前想也没想到过的新式武器,他们在沙漠中建立起一个秘密的训练基地,在中国已经接受了培训的军官和士兵们要继续在训练基地进行训练。

  当导弹开始运向沙特进行交付的时候,很多嗅觉灵敏的国家已经觉察到一些动静,当运输船队到达西印度洋的时候,美国甚至出动了航母进行“观摩”,一艘印度船只也在附近游荡,在靠近巴基斯坦的海域后,这位“阿拉伯小兄弟”的空军以演习的名义对船队进行了护航。当导弹运抵沙特港口后,苏尔坦亲王下令把船只停泊在一艘美国货船的旁边,如果有人搞破坏,就得冒着得罪美国的风险。导弹随后被运往一些秘密的地点,沙特通过大范围的分散、伪装以及其他一些方法,使敌人难以只实施一次攻击就破坏掉他们的“新型威慑武器”。

  很快,“东风-3”号导弹的威慑力就被证明了。1990年8月2日,也就是苏莱伊勒基地正式运转仅仅几个月后,为了将科威特的石油宝藏控制在伊拉克手中,伊拉克悍然入侵科威特,不到一天,科威特全境沦陷,整个军事行动只用了不到10个小时。紧接着10万伊拉克大军直逼沙特东部领土,对沙特造成了严重威胁。在第一时间内,沙特军方紧急启动了苏莱伊勒基地的战备程序,沙特的官方电视台上很快便出现了“东风-3”的身影:在紧张且有序的安排下,多枚“东风-3”导弹被运往发射基地,随时准备履行它们的使命。苏尔坦亲王事后回忆,正是因为“东风”-3导弹的存在,使得当时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不敢对沙特造次。

  1949年,对于蒋介石来说可谓流年不利。新年的钟声刚响,内外交困中的他便不得不违心地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蒋介石下野回到了家乡溪口,表面上像闲云野鹤,游山赏水,但他并非真的退而为山野之人,只不过是由前台转到了幕后。代总统李宗仁只不过是一具空壳,要不到钱,调不动兵,命令出不了南京城。

  在溪口小镇,蒋介石架设了七部电台,昼夜不停地作情报联络,继续进行军政遥控指挥。而党、政、军要员奔赴溪口请示总裁面谕的人也不绝于道。

  且看蒋经国的日记记载:“3月1日,阎百川先生到溪口来,我奉命接他上妙高台过夜。他同父亲谈他对今后党、政、军等改造的意见。当日,张道藩、谷正纲两先生来溪口。”

  “3月3日上午10时到栎社机场接张治中,彼携李宗仁来函,商谈父亲对‘和平的条件和限度’之意见,并谓:‘中共虽已微开和平之门,但前途困难重重。’下午,吴礼卿先生来溪口。”

  按照蒋介石的设想,尽管东北、华北、华东已尽为共军所据,但他手中仍有最后一搏的本钱:70万美械装备的大军、占绝对优势的海空军力量和“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这足够阻挡共军南下的步伐,维系半壁江山。

  1949年4月21日,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军将士“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眼见“首都”随时有失陷之虞,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他抛开“引退”的外衣,于4月22日以总裁的身份召集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张群、吴忠信等一班文臣武将在杭州笕桥机场举行紧急会议。

  会议室内气氛紧张,“把所有部队,都撤到沪杭一带,坚守淞沪。”蒋介石下令。会后,蒋介石心神不定地回到了溪口,时刻关注着南京的情况。仅仅过了一天,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就占领了南京。

  得知这一噩耗的蒋介石万念俱灰,不吃不喝,要效仿希特勒“自杀殉国”。后经蒋经国等人的苦苦相劝,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关于“敌军”神速推进的电报一封封来到溪口。老巢已去,溪口朝不保夕,蒋介石自然不敢久留,只好另择“隐居”之地了。

  4月25日,蒋介石乘军舰离开家乡溪口,当军舰起锚后,蒋介石才说到上海去,蒋经国听后立即劝阻其父不能去上海,因为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正对上海形成包围之势,“此时到上海去,简直是重大冒险”。蒋经国的劝说未能奏效,蒋介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到前线去继续鼓吹保卫大上海,争取英美支持。

  26日下午1时,军舰抵达上海黄浦江的复兴岛。当天,蒋介石先后面见了国防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等人,部署防卫。为了鼓动士气,蒋介石将住所搬到市区。蒋经国再次表示反对,蒋介石生气地说:“危险!难道我还不知道?”

  陆铿1919年出生于云南保山的一个世家大族,因为对新闻事业的热爱,不到20岁就成为《仰光日报》的特约记者。后来他进入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班深造,1940年毕业后进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是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1944年冬,作为战地记者远赴欧洲采访。二战结束后,他回到南京担任《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

  《陆铿回忆与忏悔录》中记录了发生在1947年的一起与小数点有关的贪腐大案。

  据陆铿回忆,1947年初傅斯年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文章以后,在全社会引起极大反响。为此他到国民参政会采访,听到参政员们对孔祥熙、宋子文利用权力非法套取国家外汇提出尖锐质询。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真相,陆铿带着报社财经记者漆敬尧拜访了经济部长陈启天。陈启天是青年党人,因此陆铿对他说:“你是青年党的部长,我是的记者,两党合作后就可立即公布案情。”陆铿还说,“你这样做可以为青年党参政争光。”

  漆敬尧从经济部商业司司长手里拿到相关的调查报告之后,陆铿于7月29日以“孚中暨扬子等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财经两部奉令查明”为题,揭发以宋子文和孔祥熙为后台的两家公司利用特权,在1946年3月至11月间共向中央银行套取3.3亿多美元外汇的罪行。因为当时整个国家的外汇储备还不到五亿美元,所以这篇文章在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

  第二天上午,蒋介石在官邸召开会议。他问财政部长俞鸿钧为什么会把调查报告泄露给记者,并指示中央宣传部部长李惟果和中央日报社社长陶希圣彻底追查消息来源。

  那天下午,俞鸿钧派机要秘书黄苗子(后来成为著名漫画家)到中央日报社来找陆铿,但没有任何收获。在此之前,李惟果也在电话中向陆铿询问消息来源,陆回答说:“……新闻记者有保守消息来源秘密的义务。”

  当天夜里,陶希圣找陆铿谈话,仍然一无所得。无奈之下,《中央日报》以“孚中扬子等公司结购外汇之实数”为题发表文章称:

  日前(本月二十九日)本报记载孚中、扬子及中国建设银公司之新闻一则,各报颇有转载,本报对于此项记载,特声明如下之两点:(一)本报记者未见财政、经济两部调查报告之原件,故所记各节与原件当有出入之处。(二)本报记载各该公司结购外汇之数目,有数处漏列小数点,以致各报转载时,亦将小数点漏列。查实孚中公司结购外汇为1537787.23美元。扬子公司结购外汇为1806910.69美元。中国建设银结购外汇为887.62美元。

  本来是一起涉及3亿多美元的贪腐大案,经过陶希圣处理,便成了只有300多万美元的小事。于是陆铿说:“中央日报在陶希圣的设计下,玩了一个小数点游戏。”

  这件事之后,陆铿一直有坐牢的准备。8月上旬的一个早上,李惟果来到他家,他以为要送他入狱,没想到却被带到蒋介石官邸。

  见面之后,蒋介石还是追问他消息的来源,陆没有直接回答蒋的问话,而是慷慨陈词一番。他说:在经济面临重大危机,通货膨胀极为严重的情况下,政府高官不管百姓死活,只顾大量敛财,实在是死有余辜。他还说:宋子文和孔祥熙都是国家重臣,却公然破坏进出口管制条例,进口了大量奢侈品和化妆品,大大损害了政府的威信。与此同时,他还批评了CC系的陈立夫,从而把这件事从派系斗争中切割出来。随后,他和李惟果都表示愿意承担责任并接受处分,但是蒋介石却连声说:“我什么人也不处分!”